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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永基与四通的关系，经过了一条从暗到明，从若即若离到完全投入的过程。促成这个过程，并非全是段本人的意志，他说：“我是被逼上四通的。”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的段永基进了航天部621所研究室，并当上了研究室副主任。621研究所是航空部里最大的一个研究机构，段永基所在的研究室里，工程师职称以上的就有80多个。当时的情况是人多任务少，同时经费匮乏，上班除了看报纸喝茶外，就是去打排球打羽毛球，上午一小时下午一小时。生命似乎就要在这种状态中度过。

　　1984年4月，段永基参加了一个老同学聚会。一位后来在中关村先锋集团任职的老同学告诉他：“我们几个人准备做一个公司，你应该来参加。”这个公司就是四通。5月初，段永基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见面会，第一次认识了四通最早的那批创业人员。刚开始，尽管四通的人一个劲儿地拉他加入，段永基并不想离开研究室,“因为我是航空部一个研究室的副主任，负责室里的日常事务。我总有一个感觉：把他们丢下，自己离开了去干别的，不好。所以，我当时的思路是带着研究室的人和四通合作，搞点事情。”

　　当时的研究所是个清水衙门，知识分子穷得叮当响。一万多号人的研究所就一个供销合作社，时间长了，这些知识分子就难免和供销合作社的职工们产生点小摩擦。为了整治这些知识分子，合作社的职工们就故意赶在研究所下班前半个小时关门让你们买不着东西。为了能买到生活必需品，段永基的那些同事们只好在中午的时候去排队。于是合作社前每到中午，就能看到一条长队。尤其是夏天，知识分子们为了买上两毛钱的鲜肉，能排出一公里长的队。看着那些高级工程师，顶着夏天的炎炎烈日，一头大汗地排队，就为了买一两毛钱的肉，段永基很感慨，“都是没钱闹的，要是能多赚点钱，不就不用大家挤在一个供销社买东西了吗？”可是，上哪儿找多赚钱的渠道呢？

　　段永基的专业是化工材料，他就在这上头开始琢磨。当时，他有很多同学在东方化工厂、胜利化工厂当厂长、副厂长，厂里需要用很多催化剂，留下不少废料。他想，这废料不是可以用来提炼一些贵重金属吗？于是他就用一卡车两块钱的价格买下来，在业余时间从中提炼白金、黄金和白银等贵重金属，卖出来的钱，除上缴所里外，提取5％作为大家的奖金，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所里不可以办企业，段永基就在四通下面设立一个账号，搞了一个四通蓝天涂镀渗新技术公司，利用四通的机制挣钱。这个做法得到了全研究室的欢迎，因为大家的奖金上升到全所最高。段永基一看此路能通，兴奋地对研究室的说起了自己的计划：“我们今年挣点钱买冰箱，明年挣点钱买电视机，后年再买洗衣机”在当时极左思想尚未完全被清除的环境下，这种憧憬难免被带上“福利主义”的大帽子。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所里开职工大会，每个研究室选职工代表，段永基也被选为所在研究室的代表。但所里说不行，认为段永基这个人“政治不合格，搞福利主义，不能当职工代表！”段永基觉得这说不通啊，因为他当研究室副主任，是三机部党委经过政治考核的。“现在凭什么说我不能当职工代表？”于是段永基和当时的一些领导就僵在那儿了。

　　1986年四通推出了MS－2401文字处理机，作为副总经理兼OA部部长的段永基则负责研发、生产和销售。这台文字处理机最终累计销售了30万台，在高峰时期，占了四通全部收入的70%和利润的80%。在文字处理机热销的推动下，四通集团1986年营业额为1亿元，1988年达到10亿元，成为无可置疑的中国头号民营科技企业。在1988年前后，四通内部已经有了许多不正常的苗头，比如某个公司领导人的一家子居然占据了公司多个高层要职。当时董事会研究出来的事情，只要过个夜，就会出现变更，因为这家人中有反对意见。“到了1989年，四通的董事会就开不成了。”

　　段永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四通到底是要做企业界的秦始皇，还是华盛顿？”意思就是，四通到底是要搞一个家天下的家族企业，还是要做一个现代体制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了安抚四通创业人员的情绪，当时四通的领导层内部开始试着进行“良性分割”。分割方案出来后，大家发现，时任四通公司领导人一家占有了公司七成以上的股份，家天下还是家天下，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于是大家一致反对，此事最终也不了了之。到了1989年初夏，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袭来，一时间，四通公司群龙无首、前途不明。这个时候，自认“从不怕事”的段永基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

　　事后有一位作者如是描写了当时的情况：“他在6月5日直奔天津，他往那里运送公司的2401打字机。两天内他奔波于京津之间的公路上，共运去了2000台打字机。他相信，不管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2401终究是2401，不会没人要，所以打算存放在四通之外安全的地点，在四通受到冲击的时候，利用在外面的销售，养活公司那些嗷嗷待哺的员工。”

　　办完了这件事之后，段永基接到了日本三井公司的电线日，他受邀到了香港。三井公司明确地建议他去国外。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北京，回中关村，回四通。理由和当年他不愿意离开621所一样，因为“四通还有2000多员工，我是公司的副总，不能把他们丢下。我得负这个责任。”那一段时间里，段永基度过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奇怪的办公生活：晚上接受侦讯，白天回到公司主掌局面。当旁人问候他情况如何的时候，他总是笑着说：“很好，很好啊！”这位能吃苦的西北人，展现了他过人的意志力和承受力。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四通如日中天，是中关村的“一哥”。当时四通旗下子公司有28家之多，鼎盛时期的四通一家公司的纳税额就达到三四亿元，一度占到整个中关村所有公司纳税总和的60％以上。但是段永基却清醒地看到了“盈不可久”。他提出了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的一个理论：二次创业。在今天，“二次创业”是一个很熟的词，但在1991年就大不一样。因为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大多才开始第一次创业，作为中关村旗帜之一的四通已经创业7年，而且已经达到了一个民营企业发展中史无前例的高峰。

　　段永基提出这个观点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当时的MS系列文字处理机虽然一直畅销，进入90年代后最初销量进一步上升，但是高峰期过后，已经显现出拐点。1995年全年仅售出4000台。段永基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四通必须有新的突破，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方向“四化”，即股份化、集团化、产业化、国际化。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最早的呐喊，也是今天中国民营企业的必由之路。在这条路上，段永基有得有失。 其中在股份化上，段永基写下了领导四通时，最为得意的一笔，或许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中，最值得铭记的所得之一。

　　当时公司上市需要有北京市政府、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证监委甚至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批准。为了得到国家证监会的批准，段永基请时任北京市市长的李其炎出面与国家证监会负责人商谈，会议地点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十楼，段永基不好出面，就在二楼等待消息。李其炎市长在得到国家证监会负责人的首肯后，通知他上来参加会谈，国家证监会的负责人看到段永基兴冲冲地跑上来后，恍然大悟，指着他说：“今天的事，原来是你老段主谋的啊！”好不容易方方面面的批准都下来后，正要上市前，突然有人进行了一个实名举报，直指四通倒卖外汇，偷税漏税个个都是违法乱纪的大问题。

　　段永基还提出了一个口号：“与巨人同行”。1992年南巡讲话后，海外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意愿迅速上升，但是此时，相关企业对中国的市场环境仍然缺乏了解，需要合适的合作伙伴。四通得以参与到众多项目中，他用“瘸子背瞎子”的理论逐个征服了这些世界公司的大佬，先后与康柏（合资生产PC）、富士通（打印机）、三菱（芯片）、欧姆龙（收款机）、TRW（系统集成）、松下（照明）和三井（综合）等企业合作，组成生产型公司。四通大部分合作项目的回报很高，这一时期，四通一共成立了50余家独资、合资联营企业，并拥有4个海外分支机构，势能和影响获得很大提升。

　　虽然段永基强调自己到了四通后，“不准确的选择也有很多”。但是从1992年开始，他带领四通先后进军的激光照排、金税工程、电子政务及信息产业、照明电气、工控、票据打印机、图文、半导体芯片，以及系统集成等领域，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一个个大有可为的领域。而在外界看来，段永基的眼光是正确的，没有做成，原因有很多。有媒体如是分析：“从段永基的理论上来看，可能他意识中著名的先烈论是个主要原因：要做企业要有超前意识，但最好只超前半步，这样容易成功，超前太多，反而容易从先驱变成先烈。”

　　回国后，段永基立即召开董事会，决定改变四通利方的发展方向，把互联网作为公司的发展重点，“1998年法国世界杯，汪延带着新浪网大出风头，于是新浪的发展方向就这样定下来了。”在他看来，新浪的成功不仅仅是确定了以新闻内容为主的发展方向，更多的是在上市融资上，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互联网门户网站发展的“新浪小道”。“它创造了新浪神话，因为在当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还没有明确地展现自己的赢利能力的时候，只有在美国的资本市场，才有可能找到让这些摇篮中的互联网企业生存下去的营养补充。”在当时，中国的互联网政策尚不清晰，对境内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更是属于政策空白。这令许多计划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网络公司，都不能越雷池一步。新浪的上市是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其中包括了两次上市过程。

　　第一次是强行上市。契机来源于某天段永基突然接到国家领导人要来新浪视察工作的通知。这个消息让他精神一振，他当即想到的是，苦于政策限制，在上市路上左冲右突都突破无门的新浪是不是可以借用这个事件，来冲出一道口子？虽然有点冒险，但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法子。在布置好一切事情之后，段永基到香港出差了去了。没想到的是，一到香港，他就接到一个电话，被通知视察取消，原因是新浪网的论坛上发现了一个攻击政府领导人的帖子。虽然新浪很快就删除了这个帖子，但是此事依然被海外媒体报道出去了。

　　但是在中国证监会那儿，段永基遇上了个槛儿：当时中国证监会拦住了新浪的上市申请。段永基听到这个消息后，急火冲天地跑到证监会，他想不出来哪个环节会出问题。后来才知道，原来中国证监会想的是，能不能通过拦住新浪的方式，让信息产业部多批几家后再一起上。“但我们等不起啊，资本市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段永基急归急，但头脑依然保持着清醒，他换了个角度游说证监会：“为什么要用拦我们来换取更多的互联网公司上市呢，你放我过去，把新浪当榜样，不也是有利于其他网站照样行事吗？”

　　为了营造民营企业更好的发展环境，2007年以来，段永基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多次向中央递交提案、在会上发言，提出资源配置市场化，打破行政垄断。他在与国家最高领导的座谈会上，还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不单是指所有的社会产品要市场化，更重要的是各种生产资源、各种生产要素的分配，也要市场化，否则这个市场经济体制就很不完善。”针对要素市场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待遇，他在给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在国家经济建设的战场上，如果说国营企业是八路军，那么民营企业就应当是新四军，而决不能把民企当成忠义救国军，只给番号，不给弹药和粮草！”针对政法系统处理民企经济犯罪问题，他又向领导坦诚进言：“大多数经济犯罪与刑事犯罪不同，即它对社会不会形成即时危害，所以，建议在处理经济犯罪的时候，要注意企业的正常经营，具体来说，在未定罪之前，尽量对嫌犯不采取拘捕的办法，给他一定限度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处理公司的业务，就像香港处理黄××罪案一样。我们追求的结果，是既不让罪犯逃脱惩处，又使企业能正常经营。”

　　而对于失误、失利和低迷，他亦经常反思：“选择项目，抓住机遇，四通有这个能力，四通的特点就是给你搭舞台，你能翻多大跟斗，就给你铺多大的垫子，就是不给你约束，所以在四通里，你发挥个性是没有问题的，但必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执行力上可能更欠缺一些，这个东西是如影相随的，有一优点必然有一缺点。像联想，这个公司的控制力很强，但是也有一些机会没有抓住，但他们紧紧抓住了电脑，就做大了。”

　　或许是这种环境，给了段永基思想火花绽放的空间吧。当记者拿出：企业家、战略家、思想家抑或是资本运作家等几个头衔让他自领一个时，他大笑，并坦言不管哪个都不是，“因为我哪个都不够家。”在段永基看来，“你说你是企业家，真正能在规模上和国外企业相比的，都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规模，都够不上世界级。企业总得用业绩说话，有多少世界市场份额，第二个，不能全凭份额多，当加工厂啊，你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技术有什么，哪怕只有一个呢。但是中关村的民营企业够得上这两个硬指标的几乎没有，所以我不够企业家，至于其他的家就更不算了。”

　　段永基最后给自己下了一个定评，一个“年纪偏大的创业者”，虽然年纪偏大但热情不减或许这个评价才是最准确的，因为我们至今依然能够看到，段永基忙碌于各类与中关村的发展、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有关的场合中。工作、尝试、付出、总结，不断地探索并批判地看待自己过去的一切，可能是段永基能超脱成败、一直前行的主要动力所在，诚如他对自我的评价：“不怕事儿，不怕担责任，是事儿，我就敢承担。同时锐意创新，不怕尝试新鲜事物，有的人是没见过的绝对不吃，没吃过的绝对不尝。我不一样，到一个新地方，我总是愿意尝尝当地的新鲜东西。而且我从不怕挫折和失败，挫折和失败不是末日，丧失自信放弃努力才是末日。一个人和企业，不可能永远顺利的，如何面对失败，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其中没什么技术含量，也不涉及什么理论修养，需要的是一种精神。”